“最早他們當中有些人還只是夢想獲得諾貝爾獎的數學理論家、謀劃生計的戲劇導演或者是謀職于共青團收費的小人物，但由于時代的原因，他們最終成為俄羅斯最富有的一群人�！�
“簡單地說，俄羅斯寡頭的誕生是當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造成的。在最初發(fā)家時期，他們在國家權力架構中并沒有任何地位。”中國社科院俄
羅斯中亞研究所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員薛福岐接受時訊記者采訪時這樣評價。
這些人的創(chuàng)業(yè)路子大多始于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暴富們的第一桶金的來歷也五花八門。
六大寡頭之一的別列佐夫斯基曾經是位數學家，曾經給蘇聯生產拉達汽車的工廠做過生產優(yōu)化方面的研究課題，因此認識了廠里的領導，后來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借汽車出口之名，以出廠價拿到汽車，然后就在本地轉手賣出，賺取其中的差價。這種方式幫助他完成了第一筆原始財富的積累。后來在國家私營化的道路中他又逐步控制了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和數家重要的國家傳媒機構。
霍多爾科夫斯基則因為背靠共青團這棵大樹，從西方倒賣計算機、香檳酒之類的新潮玩意兒發(fā)了財，據稱90年代初其資產已達到2000萬美元。
學戲劇出身的古辛斯基在物質短缺時期，靠倒戲票發(fā)家，莫斯科著名的大劇院門口就留下過他的身影。后來，葉利欽連任時期助其一臂之力。新政權成立后，葉利欽在各個口上盡量避免用老體制的人。1993年，葉利欽專門發(fā)布了一個總統(tǒng)令，把國家3頻道給古辛斯基做一個獨立電視臺。因為經常在電視圈里混，又有生意和經濟頭腦，古辛斯基很快就開始用獨立電視臺和政府做起交易，批評還是表揚成了電視臺與政府“較量”的武器。
俄羅斯現今第二大富豪阿布拉莫維奇，不到40歲，個人資產大約120億美元，最早在莫斯科石油天然氣大學上學，中途輟學后自己注冊了一個小公司。阿布拉莫維奇從一家煉油廠拿到150個車皮的原油到拉脫維亞去銷售，但途中原油罐不知去向。此后他到了別列佐夫斯基的石油公司干活，并成了別列佐夫斯基跟葉利欽家族保持聯絡的中間人，被稱為“葉利欽家族的錢包”。普京上臺之后，別列佐夫斯基失勢，被迫轉讓西伯利亞石油公司股份，阿布拉莫維奇接受，成為真正的石油巨頭。如今擔任遠東楚克奇自治州州長的阿布拉莫維奇擁有兩個帶有飛機停機坪的私人豪華游艇，還買了一支英國的球隊。有上百個保鏢，外出與家人從來不坐同一輛車。
薛福岐說，在私營化開始之前，這些人都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但在前蘇聯對社會控制相當嚴的年代，他們發(fā)家方式和途徑跟政策和高層有著緊密關系。
“比如在現金盧布特別緊張的時期，很多機構拿著轉賬盧布無法從銀行提現，市面上的轉賬盧布想要變成現金就只能依靠極少數的特殊機構，那時候共青團名下成立的青年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就依仗政策上的特殊優(yōu)勢，在任何時候都能從銀行提出現金，從而賺取了財富。這種上層專門為他們開的口子就讓寡頭之一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從中獲利不淺。”薛福岐說。
俄羅斯體制轉變期間，新俄羅斯的建設者們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他們總在力圖盡快給這個新制度和新政權創(chuàng)造一個經濟基礎，因此，除國防之外的石油、通訊、金融、外貿等行業(yè)都被徹底放開，原來的國有資產都分配到個人名下。
私有化過程中俄羅斯的商業(yè)銀行也如雨后春筍般生長出來，一時間規(guī)模不大的銀行達到四五千家，當然這些銀行全部加起來也沒有美國一個中等城市的大銀行資金雄厚。但這些商業(yè)銀行全都與政府合作。
據薛福岐介紹，早期私營化轉制采取的是給所有市民發(fā)放私人化證券的方式。在證券私營化階段，一些了解政策和有經濟實力的寡頭們派人到街邊或地鐵口收購證券。政策設計者非常清楚老百姓對私有化證券的心理，他們覺得拿在手里的證券還不如換回實際生活的消費品來得實在，因此，當國家開始把一些企業(yè)拿出來公開拍賣時，有人已經收購了足夠數量的私有化證券，甚至帶著整卡車的私有化證券去參加競買。1993年到1995年俄羅斯基本完成了證券私有化階段。
1996年，國家又推行了現金私有化方式，發(fā)行短期債券，拿出國有企業(yè)股份抵押給寡頭的私人銀行換取現金。
薛福岐認為，這些人的真正發(fā)跡是1996年葉利欽競選連任給了他們機會。
在1996年總統(tǒng)大選前夕，葉利欽連任競選活動需要大量的現金，當時政府的財政也十分困難，于是提出了所謂“債轉股”方案，即政府為了向吃財政飯的教師醫(yī)生軍人支付工資，拿出國有企業(yè)的股份抵押給寡頭的私人商業(yè)銀行換取現金。這個方案的關鍵在于，抵押的股份按市場價格30%%作價，而“事后”政府則按市場價格回購，其中的差額70%%被當作酬勞來送給了出資者。
此外，薛福岐分析說，這些人暴富起來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俄羅斯消費品十分緊缺，人們手中有錢但買不到東西。因此，連戲票或者伏特加這樣的生活消費品都很走俏。
曾在俄羅斯生活過七年的薛福岐向記者描述了這樣一種情形。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初的蘇聯，只要你穿著一條牛仔褲走出火車站或者飛機場，身邊就會聽見有人不停地說：“賣給我吧、賣給我吧。”在當時的俄羅斯市場上，就一條剛從腿上脫下來的牛仔褲能賣200盧布，而當時買一架鋼琴只需花費120盧布。
說白了，以‘空手套白狼’發(fā)家的這些人就是俄羅斯政權培植出來的產物。他們不是單純意義上的企業(yè)家———在權勢極盛時期，他們有權罷免部長，推舉擔當總理的候選人，他們實際上是政經一體的‘寡頭’。“薛福岐認為，俄羅斯私營化的結果是，本來屬于全民所有的財富被轉移到極少數人手中。這種局面對99%%的俄羅斯百姓是極其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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