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元店，“流氓燕”為四個人提供了免費的性服務。其中一個老人五十多歲，聽說不要錢，他問為什么？“流氓燕”說：我是北京派來的。這個社會有許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受訪者/圖）

　　“在中國許多隱蔽而又隨處可見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種不可思議的低成本在規(guī)模運作。嚴厲的刑罰和運動式打擊，并沒有讓“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問題，在陰暗的角落里滋長……”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沒有窗戶，

　　吳獻芳用一個揉皺的紅色塑料袋裹住燈泡，粗糙的光線于是變成一片紅色柔光。據(jù)說這種光線下的女人皮膚最好，看上去沒有皺紋。

　　吳獻芳48歲了，體型發(fā)胖，背面看直發(fā)烏黑，沒人看得出是白頭發(fā)染的。單人席夢思床占去了房間一半面積。她整天在床上躺著或坐著，等客人來。

　　這棟舊時騎樓改造的小旅社里，住著三四十個吳獻芳的“姐妹”，年齡最大的有62歲了。年過四旬的農(nóng)村母親，構(gòu)成了這群性工作者的主體。

　　當?shù)厝税堰@樣的地方稱作“十元店”?？腿送潜镜乩项^子，或者中年的外地農(nóng)民工。

　　每次的交易價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這些貧困性工作者同樣面臨被處罰、疾病、暴力、歧視的風險。

　　“有病沒病看得出來的”

　　吳獻芳所在的縣城，人口逾百萬，涉及性服務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閑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業(yè)界人士把性工作者歸為四檔：最貴的如夜總會“天上人間”；賓館和洗浴中心的“叮當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閑店和發(fā)廊，收費過百；第四如站街女，約六十元。而十元店，幾乎是低到塵埃里，屬于性產(chǎn)業(yè)中的“大排檔”。

　　吳獻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條細長的巷子里，背朝繁華的商業(yè)街。一進門就見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過的氣味。樓共三層，每層9個單間，每間房比乒乓臺稍微大些，木板隔開，透風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報遮擋。

　　毋須身份證，也毋須押金，只用15元，女人開一個房間即可營業(yè)。有姿色的，再趕上好運氣，一天能流水線似的接十幾個客人，每月掙兩千來塊不是問題。也有一整天開不了張的?？傮w看來這里生意不錯，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來，樓頂也搭了簡易的房子。

　　姐妹們達成的共識是：來的客都是一群長期壓抑的人，外出務工的，沒老婆的，憋久了才來，平均5分鐘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個白背心的老頭子摸著閣樓的扶手上樓了，背后還破了兩個小洞，頭頂是“地中?！?，背過手慢慢踱著步子，看到門開著的，就一間一間屋子來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個躺在床上吹風扇的大媽，開始討價還價，“多少錢？”“沒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著大號塑料桶集體“出洞”了，樓道里吵吵嚷嚷。這是一天最熱鬧的時候。這里每層樓只有一個廁所，熱水也是限時供應。每天兩次：上午八九點，下午兩點。

　　開放完畢后，老板把水龍頭鎖上。

　　四處都黏糊黏糊的，墻，地下，床上。

　　吳獻芳打好水回到房間，用一層硬塑料紙封在桶口，這樣可以溫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頭發(fā)亂糟糟的，吳獻芳算愛干凈的了，屋子里有條有理，她舍不得花錢買洗液，清潔工作也就指望這桶水兌點鹽巴——鹽裝在一個可口可樂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間里潮濕的墻角，旁邊還有一個裝藥酒的娃哈哈飲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來喝兩口。一個黑壇子裝米，說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飯，燒的是老板從隔壁垃圾場撿來的木頭塊，空氣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為了保證客源，這里的女人大多數(shù)不使用安全套——何況這玩意還可能成為賣淫嫖娼的證據(jù)。吳獻芳有時用，有時不用，用她的話說，“有病沒病看得出來的”，她這套樸素的檢測標準是：外表干凈的應該沒病，衣服破的舊的一定要防范。

　　吳獻芳從來沒有做過婦科檢查。婦檢的價格三十塊，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風險，接三個客人才能掙到的。身體異樣的時候，她坐車到鄉(xiāng)下打一種叫“消炎針”的吊瓶，二十多塊錢，說是青霉素，消腫以后立即開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五六年過去，吳獻芳已經(jīng)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她很勤快，“營業(yè)時間”從早上8點持續(xù)到晚上9點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無休。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疲沓了，干這檔子事，“跟下地種田一樣”。

　　做這行之前，苦活累活吳獻芳沒少干。她出生在貴州一個偏遠山坳里，方圓只有9戶人家。女娃子沒書讀，她至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得。后來她結(jié)婚生子，老公又賭又嫖還打人，她被男人傷透了，拖著兩個兒子走了——沒離婚，反正結(jié)婚證也沒領(lǐng)過。

　　在異地他鄉(xiāng)，她喂過豬，進過編織袋廠，還上工地，把石灰漿從一樓扛到四樓，每個月掙百來塊，怎么都喂不飽兩個兒子的口。難捱的時候她想過：實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帶兒子一起死。

　　就這么扛到了三十來歲。有一天，一個女性老鄉(xiāng)來找吳獻芳，神神秘秘地對她說：“跟我走，保你掙大錢?！庇谑?，吳獻芳被帶到廣西這個風塵仆仆的小縣城里。直到被扔進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這個來了。

　　開始吳獻芳說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說話，悶房間里呆了一個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費和車費。這時來了一個鄉(xiāng)鎮(zhèn)干部，肯為她出60塊的“高價”，天天來，單守著她。第三天，吳獻芳從了。

　　認為自己“走投無路”，幾乎是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p>

　　209房的“桂圓”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說話。有人說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說她老公又賭又嫖。女兒跟著她住縣城，念小學四年級，從小就自己做家務。女兒越乖，桂圓越覺得自己對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個小孩，她老公是游醫(yī)，醫(yī)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監(jiān)獄里叮囑：“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袁麗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總是哭喪著臉。她老公跟別人好上了，不離婚，還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著疤，有家不敢回。

　　這是一群來自農(nóng)村的傳統(tǒng)而貧困的女人，對她們，命運如一桿悶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小孩子上學要錢，農(nóng)村蓋房子要錢，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錢。

　　沒有學歷、技術(shù)、年齡限制，這個幾乎零門檻的“工種”接納了她們。

　　吳獻芳不識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攢的錢都托老鄉(xiāng)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兒子是她最大的盼頭。這些年，大兒子當了司機，倒插門嫁到了天津農(nóng)村。二兒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陣天天要錢，后來才知道他“滾傳銷頭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電話里對著二兒子哭，愁得整夜睡不著覺，總有個爛盆子在腦袋里敲，時間一長就拼命掉頭發(fā)，直到禿頭。為了不嚇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塊錢買藥吃。不曾想，吃了藥長出來的全是白頭發(fā)，從那之后，她開始把頭發(fā)染得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