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杰、鞏俐……新加坡成中國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標。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釋“綜合的理性”？

    魯萬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國前，她家庭幸福，事業(yè)有成，正邁入中國社會中堅階層，對她而言，出國并非沖動，而是為之苦苦奮戰(zhàn)6年的人生目標，出國也并非為名利或者賺錢，而是為了生活的質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會。

    很顯然，這屬于典型的中國社會新興精英階層的邏輯。

    有趣的是，在中國，精英是一個曖昧的詞，當它與人才關聯(lián)，意味著責任，當它與財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數(shù)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當它與權貴結合，旋即變成了公眾埋怨社會不公的貶義詞，而當精英與移民組成一個復合詞，預示的卻是一個國家在成長過程中不容小覷的大問題。

    去年出版的《人才戰(zhàn)爭》一書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shù)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雖然官方?jīng)]有給出一個準確的數(shù)據(jù)，但根據(jù)行業(yè)內(nèi)的一些統(tǒng)計顯示，單是中國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辦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長。在這些人中，大多數(shù)人的職業(yè)一欄填的是商人。在這個保守的數(shù)字背后，還有大量的人躍躍欲試。他們，曾是這個大時代里的創(chuàng)業(yè)者，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們選擇了換一個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絕承認和享受相關，在他們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許，甚至焦點不在于“精英”或其“綜合的理性”，而是，他們的離去，帶走的是一個國家在其成長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術、能量、財富，乃至變革中再出發(fā)的信心。

    人財兩失？

    新世紀十年，中國經(jīng)濟高歌猛進，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但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無力承受房價之壓和矛盾夾縫中的窒息。此時的他國，似乎成為逃離的最好方向。越來越多的人，以奮斗的名義，以未來的名義，將目光在世界的版圖上逡巡——這儼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嚴謹姿態(tài)和邏輯，卻也是一個無比理性的選擇過程。

    路透中文網(wǎng)專欄作家李小彩總結新一輪精英移民特點有三：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nèi)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后，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xù)把中國作為掙錢發(fā)財?shù)闹鲬?zhàn)場。

    但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者曾省存的觀點，所謂“人財兩失”的結論為時過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現(xiàn)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在中國大陸之前，中國臺灣和新加坡、韓國甚至是一些發(fā)達國家，也曾出現(xiàn)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來通過“人才流轉”反而又大為獲益。這一說法，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不謀而合。

    從閻靖靖的關注范圍來看，與臺灣地區(qū)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移民潮相比，中國大陸幾乎是在重演其軌跡。從兩蔣時代開始，留學海外就是不少臺灣普通家庭對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學的高潮時期，只有20%的留學生學成返臺。也有數(shù)據(jù)顯示，過去十年，臺灣為澳大利亞貢獻移民達9萬人，其中知識型人才呈上升趨勢。

    但是，至少目前看來，臺灣地區(qū)、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chuàng)傷——除了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huán)性外，更重要的在于，當時三地均采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回流措施。

    “如今，大陸在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遍惥妇杆傅?，正是上月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長達19000字的《綱要》，表達的似乎是，中國于未來十年在人才培養(yǎng)和吸收上的決心。（文中魯萬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