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重典但不僅僅靠重典
□本報記者 傅劍鋒
廣州這次以打擊“兩搶”為主的“劍蘭行動”，以最高人民法院可依法加重處罰“兩搶”犯罪的指導意見為依托，提出了“四靠”與“四快”政策。
所謂“四靠”，就是只要是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jù)確鑿的“兩搶”，搶劫犯罪定罪向
“量刑幅度的上刑”靠；搶奪定性向“搶劫犯罪”上靠；治安搶奪的轉化定性向“刑事?lián)寠Z”上靠；治安搶奪的處罰由“治安拘留”向“勞動教養(yǎng)”上靠。所謂“四快”，就是要快捕、快訴、快審、快判。
廣州各區(qū)還在嚴打中由各司法機關參與，多次公開逮捕“兩搶”嫌疑人。
對此，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員吳宗憲教授認為，我國二十多年“嚴打”的歷史已經表明，這樣的“嚴打”可解一時“對正義的饑渴”，但要著眼于社會的長治久安，必須有綜合治理的手段；同時，必須警惕在快捕快審中的冤案發(fā)生。
他從社會成本角度算了一筆賬：“目前，我國關一個犯人的成本一年在1萬元左右。但是，如果這筆錢用在保障外來工的基本權益方面，那么他犯罪的幾率就會大大減少，而且增加了社會總效益。因此，維護好外來打工者的合法權益，是廣州犯罪預防的根本性方向，是搞好廣州治安的治本之策�！�
吳宗憲還考慮到更深的一層：當一個初犯被司法程序確認為犯罪后，他自己也會把自己“標定”為犯罪人，到了監(jiān)獄后，經過與獄友交流，就變成了熟手，出獄后往往變得更壞。這在犯罪學上被稱為“標定原理”�！拔覀兊恼畱彦X更多地投在預防犯罪、保障公民權益方面，而不應僅僅依靠重刑單一手段”。
但中國公安大學治安系副教授、一級警督王太元認為，重刑懲處“兩搶”人員，在目前的廣州是不得已而為之。目前廣州的嚴打舉措是正視現(xiàn)實的正確舉措，是在最優(yōu)選擇無法達成的情況下的次優(yōu)選擇。
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最近發(fā)表在《學習時報》上的研究報告指出，從1980年到2003年，中國從西部到東部、從中部到東部的區(qū)域差別與城鄉(xiāng)差別在逐年擴大。一位廣東學者認為，廣東周邊的省份與廣東的差距不斷拉大，大量流動人口因此不可阻礙地高速流入廣東，“這種壓力不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可以比擬的，廣東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不只是廣東本身，還有中國西南、中國中南數(shù)個大省的社會轉型之痛”。所以，他認為，廣州與廣東的治安改善，不但需要廣東自身的努力，還需要這些區(qū)域共同的參與。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知名社會學者李強通過實證研究，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那位廣東學者的理論。
李強對1982年、1990年、2000年的中國農民城市化轉化率等方面的數(shù)據(jù)分析后認為，中國至少要經過40
—70年，才可能度過社會結構調整期。所以他說，“我們也應當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轉型期內，治安問題要由全國一盤棋最終來解決。廣州這樣的區(qū)域，只能通過加快發(fā)展來早日緩解治安壓力”。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