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被看作“社會良知”，大概自啟蒙時代始，且與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大有關系，當初主要是法國和俄國的一種現(xiàn)象。伏爾泰一聽到舊制度的罪惡，就顧不得年老體弱，從隱居地投出簇簇筆箭，把舊制度射得千瘡百孔；在他之后，比較有名的是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中喊出的“我控訴”。
英美知識分子要冷靜得多。他
們身上有一股商人氣，決不會做那種讓自己和社會蝕本的買賣。也由于這種商人氣，英國和美國很難產(chǎn)生由知識分子組成的類似秘密會社的烏托邦團體。
至于中國，自五四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知識分子很像是法式或俄式的知識分子，也一度(甚至仍舊)被看作社會良知；但現(xiàn)在，他們更像英美式的知識分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席卷世界的學生造反運動以后，整個世界的知識分子便成功地與自己的傳統(tǒng)角色告別，日益成為英美式的知識分子，連法俄也概莫能外。
如果說知識分子背叛了“社會良知”的身份，那是對知識分子的錯判。“知識分子”一詞并未包含“道德”方面的意義。所謂“知識分子”，乃是一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非知識分子更能理性地思考。至于以前的知識分子看起來更像“社會良知”，是因其所面對的舊勢力(舊制度、沙皇等)是理性的敵人，因而也就好像是道德或正義的敵人。例如政治不平等不僅是一個人權(quán)問題，而且是一個經(jīng)濟問題：它使社會生產(chǎn)處于低效率中，因此至少從經(jīng)濟上看，它是邪惡的。
但理性和道德畢竟不是一回事。甚至，當理性突破一定限度后，就完全是非道德的了。這一限度，正是由上世紀下半葉的那兩場席卷世界的知識分子運動突破的。在突破這個限度后，知識分子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多元道德”的兩可狀態(tài)中。人只有被一種道德所控制，才會有狂熱的激情。若同時為兩種甚至對立的道德所控制，就會猶豫不決。這就像戀愛，如果你愛上一個人，會認為她是惟一的，非她不可；如果同時愛上兩個人，你就會認為誰都行，最好同時占有。
在知識分子突破這一限度前，就已難與“社會良知”劃等號了。例如納粹分子中就有不少知識分子。此外，大量知識分子在為各種獨裁或?qū)Ｖ企w制貢獻才智。如果某個特征(“社會良知”)不能涵蓋某個群體的一切成員，那該特征就不是其群體特征——用生物學概念說，不是其“種屬”特征。知識分子如果真有一個“種屬”特征，那也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知識方面的，即“受過高等教育”。
所謂“社會良知”，永遠不可能是某個社會群體，而肯定是某些個人：他們能夠超越自身階級、階層或群體的利益，始終站在受迫害者或受剝奪者一邊，成為其代言人。（程巍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