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新領導集體的幾個“想不到”
——美國學者的觀察與評估
孔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
“想不到，他們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們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
中國外交政策越來越全面、越來越自信�！�
中國新領導集體推行的政策具有劃時代意義，執(zhí)政主要有三個支柱：平衡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追求社會公平公正，加強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
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自小布什上臺以來比以前更明顯了，理所當然地，中國會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從而取得某種制衡。
中國新的領導集體在過去近兩年的時間里取得了三項重大成就：經濟繼續(xù)高速增長、國內基本保持穩(wěn)定、在國外成功地減少了許多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
10年前“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東盟國家在談起今天的中國時，看到更多的是中國給他們帶來的機遇而非挑戰(zhàn)。
政府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有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就非常滿意，因為經濟周期會對高增長產生影響。所以，政府還必須從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設方面提高人民的滿意度。
需要處理好與日本的關系，至少不能讓日本成為中國崛起道路中的“敵人或者絆腳石”。
2002年11月13日，2003年3月16日，2004年9月19日，乍聽起來就像三個沒有任何聯(lián)系的日子。但是歷史將記住這三個時間，因為它們合奏了新世紀之初中國政治權力和平交接的三部曲。從十六大選舉胡錦濤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到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和溫家寶為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再到胡錦濤當選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實現(xiàn)了一次和平、有序的權力交接。對于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這三部曲中的每一篇章都扣人心弦，既制造了懸念，也揭開了謎底。
事實上，自胡錦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起，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便開始了對中國領導集體的猜測。誰是胡錦濤？中國會被帶向何方？《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經常性地勾勒中國政壇變遷的畫面。結果，當胡錦濤正式接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國領導權交接塵埃落定時，習慣了權力斗爭思維的許多美國中國觀察家們都頗感意外。
因而，12月20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的采訪時，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DavidLampto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用了幾個“想不到”來概括他對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總體評價，“想不到，他們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們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國外交政策越來越全面、越來越自信�！�
執(zhí)政
在關注中國權力和平交接的同時，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也非常關心新的領導集體的政策方針，以期判斷中國的未來走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國紐約州哈米爾頓學院(HamiltonCol－lege)教授李成(ChengLi)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梅瀚瀾(H.LymanMiller)。李成在其文章中認為，中國新領導集體推行的政策方針具有劃時代意義，主要有三個支柱：平衡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追求社會公平公正，加強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具體來講，新的領導集體主張減少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強調西部大開發(fā)和復興東北老工業(yè)區(qū)。在落實“三個代表”思想的同時，主張“執(zhí)政為民”，強調保護困難群體，正面面對艾滋病問題，著力解決“三農”難題，頒布了中央1號文件確保農民權益，并首次把進城勞工列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新領導集體主張增加透明度，公開政治局會議和學習的情況，加大反腐敗力度，公開選拔干部，明確干部責任制。此外，新領導集體還倡導黨內民主、黨內選舉多票制。
同樣地，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梅瀚瀾也注意到中國新領導非凡的執(zhí)政能力。他在文章中認為，中國新領導集體自上任以來出色地應付一系列挑戰(zhàn)。首先，在國內戰(zhàn)勝了“非典”危機，妥善解決了香港關于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爭議。在國外，巧妙化解了因美國入侵伊拉克而可能導致的中美正面外交對抗，從而維護了中美關系的大局。此外，中國政府在朝核危機問題上采取主動，倡導“六邊會談”，積極進行外交斡旋，進而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贊譽。
同時，梅瀚瀾也注意到了中國政府在改革方面的舉措。國務院進行了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取消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組建商務部。把國家計劃委員會改為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員會，增設銀監(jiān)會和國有資產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從而進一步推進改革，實現(xiàn)加入WTO的承諾。格外引人注意的是，2004年憲法修正案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和保護人權的條款。此外，新政府決定取消領導人進行國事訪問時的迎送儀式，取消中央領導人夏季北戴河避暑，并探討減少行政機關出版物。
梅瀚瀾認為為，這些政策表明新一屆政府既不是因循守舊，也不愿維持現(xiàn)狀。相反，政府認識到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所以新政府的政策中處處透著新意。
對于新一屆領導集體的執(zhí)政風格，藍普頓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們不應該夸大兩屆政府之間的差異，因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領導風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烙印”。比如，胡錦濤和溫家寶在中國內陸地區(qū)有很長生活經歷，因而他們對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均有著深刻體會，所以政策也會折射這種生活背景。而事實上，江澤民和朱镕基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已經越來越重視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問題，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開發(fā)”的戰(zhàn)略。再如，在對外關系中，第三代領導人跟美國打交道很從容，新一屆領導更喜歡和拉美國家、歐洲國家、東盟國家打交道。藍普頓認為，這種區(qū)別既反映了領導風格的不同，也反映了國際格局的變化，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自小布什上臺以來比以前更明顯了，理所當然地，中國會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從而取得某種制衡。
成就
除了戰(zhàn)勝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挑戰(zhàn)，藍普頓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中國新的領導集體在過去近兩年的時間里取得了三項重大成就：經濟繼續(xù)高速增長、國內基本保持穩(wěn)定、在國外成功地減少了許多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
首先，雖然經受“非典”襲擊，2003年中國GDP仍然增長9.1%，吸引外資530億美元。2004年上半年GDP增長在9%左右，中國在前十個月吸引外資已經達到2003年全年的水平。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50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日本。
其次，雖然中國一些地方的上訪數(shù)量不斷增加，但是中國社會整體保持了相對穩(wěn)定。藍普頓認為，當前的經濟高速增長、社會總體穩(wěn)定與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們奠定了今天發(fā)展的基礎。
最后，新領導集體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外交綱領，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減少了許多國家、特別是鄰國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擔憂�！昂推结绕稹弊�2003年11月在博鰲論壇上提出后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而溫家寶總理在美國訪問期間則對中國的外交理論作了正式闡述。此后，胡錦濤、溫家寶在“和平崛起”的綱領下展開了一系列“魅力外交”(charmdiplomacy)。在東南亞，中國繼續(xù)推動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并正式確定了與東盟國家在2010年建立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qū)。在推進東南亞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中國還積極推進東亞區(qū)域經濟的協(xié)作，例如中國已開始與日本、韓國和東盟探討建立整個東亞自由貿易區(qū)，同時將于2007年在北京主辦“第二屆東亞首腦會議”(EastAsiaSummit)。在地區(qū)安全方面，2003年10月中國與東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和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2003年年底，中國率先與東盟十國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從而極大減少了東盟國家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擔憂。與此同時，為了減少在南海領土問題上發(fā)生沖突，中國還首次與東盟國家簽訂了行為宣言，極大地增加相互信任。其結果是，10年前“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東盟國家在談起今天的中國時，看到更多的是中國給他們帶來的機遇而非挑戰(zhàn)。
在東北亞，為了解決朝核危機，中國倡導組建了包括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和朝鮮(專題，圖庫)在內的“六方會談”(Six-PartyTalk)機制，積極進行外交斡旋，樹立了中國維護地區(qū)和平和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在中亞及周邊地區(qū)，中國繼續(xù)以“上海合作組織”(SCO)為平臺，推進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五國的關系。在這一框架下，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反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合作；中國與俄羅斯最終完成了邊界談判，正式解決了兩國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南亞，中國實現(xiàn)了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時友好，分別與兩國舉行了聯(lián)合軍事演習，并且積極推動印巴和解。
由于中國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中國的周邊安全處于歷史上最好時期之一。
中國的多邊外交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鄰國。胡錦濤出訪非洲，鞏固了中國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傳統(tǒng)友誼；胡錦濤出訪拉美國家，則為中國建立了新朋友。同樣地，中國對歐政策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后，中歐決定建立“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在這一框架下，中歐之間的貿易關系繼續(xù)深化，歐盟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15國獲得了中國授予的“旅游目的地國地位”(ApprovedDestinationSta－tus)。在安全方面，中歐共同開發(fā)“伽利略全球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Galileo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并就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進行了多次努力。在人權方面，中歐之間也進行了多次對話。因此，在評價中歐關系時，去年10月，中國第一個“對歐盟政策文件”認為中歐關系處于歷史上最佳時期。
此外，中國繼續(xù)鞏固與美國的友好關系。中國在反對恐怖主義方面和防止核擴散方面，特別是在解決朝核危機方面給予了美國積極配合，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充分考慮中國的立場。同時，中美之間在經貿合作方面繼續(xù)深化，中國取代了墨西哥成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因此，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評價中美關系時認為，中美關系處于“中美建交以來的最好時期”。
中國的積極外交政策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國熱”，“中國的崛起”成為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所討論的熱門話題。世界各國對中國快速崛起而帶來的機遇大多表現(xiàn)出了很大的熱情，這令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驚嘆不已。許多觀察家把中國新領導集體的外交政策稱為“中國新外交”，而另外一些觀察家則驚嘆中國外交的嫻熟程度，認為中國的外交既是“成熟和老練”的表現(xiàn)，也是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象征。藍普頓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中國外交中的從容使他感到，“中國領導人已經告別了中國的屈辱歷史，對中國的國際地位越來自信�！�
挑戰(zhàn)
在中國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藍普頓指出，基于自身的觀念，他希望中國政治改革的速度更快些，政治改革路線圖更清楚些。他認為，雖然前蘇聯(lián)的經驗證明，步子太快不好的事情可能會發(fā)生，但是一個速度合理、更清晰的政治改革路線有助于中國的長期穩(wěn)定和長期發(fā)展，同時也會減少西方對中國未來的猜測。過去幾年，基層選舉在中國不斷擴大，由村發(fā)展到鎮(zhèn)，由鎮(zhèn)到鄉(xiāng)，由鄉(xiāng)到城區(qū)，藍普頓認為基層選舉的規(guī)模還可以繼續(xù)擴大，級別也應不斷上升以適應中國經濟不斷發(fā)展的需要。為加快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主還可以加速。
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11月17日在約翰·霍普金斯的一次題為《中國：硬著陸還是軟著陸》的演講中認為，所謂“軟著陸”就是經濟增長減速，但是就業(yè)增長不減速。為了抑制高比例固定資產投資(2002年為42%，2003年上半年為45%左右)所導致的經濟過熱，中國主要是通過控制銀行信貸的方式來減少企業(yè)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但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和解決地方就業(yè)，地方政府仍繼續(xù)鼓勵銀行對地方企業(yè)增加信貸，結果抵消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同時，中國通脹率高于名義利率水平，實際利率為負數(shù)，結果國有銀行實際上也在鼓勵各級企業(yè)利用信貸方式擴大生產規(guī)模。因而，企業(yè)缺乏足夠的激勵不進行擴大再生產。再者，由于國有銀行實行信貸緊縮，中小企業(yè)受到不少影響，而它們恰恰是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主力軍，提供了近一半以上的就業(yè)機會。雖然國有大型企業(yè)特別是資本密集型企業(yè)繼續(xù)得到銀行支援，不斷擴大再生產，但是資本密集型企業(yè)往往創(chuàng)造不了太多的就業(yè)，而且?guī)砟茉措娏Φ木o張，結果反而加劇了經濟過熱。最后，由于通脹率大于名義利率，一些百姓開始取出存款投資于房地產。結果，國有銀行存款資金減少，房地產價格不斷飆升。
在展望未來時，藍普頓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新一屆領導集體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zhàn)。首先，如何繼續(xù)同時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相對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擺脫不了經濟規(guī)律所決定的周期，任何一國的經濟都不可能永遠持續(xù)高增長。政府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有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就非常滿意，因為經濟周期會對高增長產生影響。所以，政府還必須從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設方面提高人民的滿意度。即使中國經濟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繼續(xù)保持高速增長，政府仍然必須處理經濟不斷增長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訴求。
其次，還要面臨如何避免臺海發(fā)生重大沖突的挑戰(zhàn)。自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的經貿和人員往來不斷增加，兩岸經濟不斷融合。自2002年起，大陸取代美國成為臺灣地區(qū)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吸納1/4的臺灣出口。同樣，大約50萬臺灣人在大陸生活或工作，臺灣在大陸的投資接近1000億美元。然而，自民進黨上臺以來，陳水扁在臺灣島內大力推行“去中國化”教育，使得兩岸對話陷入僵局，緊張局勢不斷升溫。這是擺在新的領導集體面前的一大挑戰(zhàn)。
最后一個挑戰(zhàn)，是如何確保中國不斷強大，但又不至于引起其他國家的無謂擔憂。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論和積極的多邊外交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憂慮，但是，中國仍然面臨如何減少美國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戰(zhàn)略猜疑，并減少日本對中國的顧慮和中日之間在國際上的“零和競爭”。雖然美國深陷于伊拉克戰(zhàn)爭和反恐戰(zhàn)爭，但它仍然在亞洲保持大量的駐軍，特別是在亞洲海軍和空軍的分布并沒有受到伊拉克戰(zhàn)爭的太大影響。同時，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體系也基本保持不變。此外，美國仍然是亞洲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伙伴。因而，美國無論在軍事、政治或者經濟上都還是一個亞太強國。所以，中國必須減少美國對中國崛起和中國在推進地區(qū)合作中作用的猜疑，從而減少自身崛起可能與美國發(fā)生的沖突。
同樣地，日本是亞洲最大的經濟實體，擁有亞洲最強的科技實力，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兩國經濟相互依存，整個東亞問題離開中日合作都無法得到好的解決。因而，需要處理好與日本的關系，至少不能讓日本成為中國崛起道路中的“敵人或者絆腳石”。但是，中日之間歷史問題復雜棘手，加上兩國民族主義高漲，改善與日本的關系是一個不小的挑戰(zhàn)。
上述三個挑戰(zhàn)中的任何一個都非常棘手。中國能否實現(xiàn)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能否和平崛起，將取決于中國新的領導集體能否戰(zhàn)勝這些挑戰(zhàn)。這才真正是新的領導集體在21世紀初帶給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的最大懸念。
編輯：宋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