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建設干部學校教師劉赟，１９９６年坐火車時被打成三等乙級傷殘。因為劉赟坐的是柳州鐵路局的車，是在衡陽火車站停車時被打，原、被告都是長沙人，二審法院和上級主管單位在廣州，于是事件出現(xiàn)了非常奇特的一幕：
�。纺陙恚瑸橛懸粋�說法，劉赟在湖南、廣東、廣西三省區(qū)，長沙、衡陽、柳州、廣州四
地的鐵路和地方法院先后提起２０次訴訟，１７個公、檢、法部門為此花掉經(jīng)費幾十萬元，但至今沒有一個結果。
火車上教師當成小偷被打
記者采訪時，劉赟的官司已打了６年多。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記者先后到柳州、廣州、衡陽等地進行多次調(diào)查，翻閱了大量材料。
據(jù)劉赟介紹：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他從長沙乘坐２９１次列車回祁東縣老家探母，由于爭一個座位，與湖南省直機關干部王光發(fā)生口角。車到衡陽站后，王光打著“省委”的牌子，糾集從株洲上車的兩個人和其大學同學、衡陽鐵路公安處民警周青，誣告劉赟偷了王光幾百元錢。于是在列車上，幾個鐵路公安及從株洲上車的兩個人，將劉赟打成三等乙級傷殘，并帶到衡陽火車站派出所審問。此后，沒有任何說法，劉赟為此花去醫(yī)療費及其他費用１０多萬元。
而王光和周青則認為，他們是見義勇為，不承認劉赟被打與自己有關。
記者發(fā)現(xiàn)，在這起案件中，最關鍵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從株洲上來的兩個人是不是王光叫上來打劉赟的；二，是否有公安人員打了劉赟；三，民警周青當天并不值班，為什么主動參與這件事的處理，其動機是什么？
鐵路公安“手心”查“手背”
劉赟是在火車上被打的。按照“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原則，２９１次列車屬于柳州鐵路局管轄，于是，“皮球”落到了柳州鐵路局門前。
�。保梗梗赌辏保痹拢慈�，柳州鐵路公安處將劉赟被打案作為治安案件立案，并與衡陽鐵路公安處組成聯(lián)合調(diào)查組。調(diào)查組兩上北京，一下海南，還先后到過長沙、衡陽、柳州、常寧、荔浦、遂溪等地調(diào)查取證，調(diào)查組到記者參與采訪時的２００３年５月都沒有撤消。
調(diào)查組是這樣描述事件主要環(huán)節(jié)的：王光確實與劉赟發(fā)生了口角；在衡陽火車站時，王光碰巧遇到周青，王光說車上有人偷了錢，要求周青去處理；在車廂外，王光和周青看到兩個從株洲上車的旅客對劉赟進行毆打，王光指著劉赟說，就是他；２９１次列車乘警沈明到達現(xiàn)場時，王光拿出證件說自己“是湖南省委的”，那個人偷了錢，把他帶下去問清楚；周青將劉赟帶下車，到了衡陽鐵路公安派出所，但在去派出所途中，打人的兩個人和王光走了；衡陽鐵路公安派出所民警廖東陽看劉赟不像小偷，就讓劉赟重新上了火車。
調(diào)查組在找了４０多個證人、花費了５萬多元差旅費后，向沿線各派出所通報，要求抓獲那兩個從株洲上來的打人兇手，但一直沒有結果。
今年５月２２日，廣州鐵路集團公司根據(jù)鐵道部領導的批示精神，再次成立高規(guī)格的調(diào)查組，組成了廣州鐵路集團公司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為組長，以公、檢、法三家主要負責人為副組長的２８人調(diào)查組，于今年５月２８日至７月５日，分赴海南、廣西、湖南等地，對３０多個當事人、證人、原辦案單位及當事人單位進行了調(diào)查。
長沙等地鐵路法院和調(diào)查組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有多名公安打了劉赟，從株洲上車的兩名打手也無法證明與王光相識，王光自己也不承認。因此，破不了案，當然無法認定王光有罪，也無法認定周青有責任。但是鐵路公安機關將繼續(xù)關注此案，一旦案情有了新的進展再視情況依法處理。
現(xiàn)場旅客另有說法
但是，鐵路部門的調(diào)查卻與一些目擊者的說法大相徑庭。王光、周青的口供及列車乘警沈明的證言證詞也是前后矛盾，反復更改，令人疑竇叢生。
當時坐在劉赟對面的湖南省祁東縣農(nóng)民蔣祁平和廣西桂林市荔浦縣瑞亨食品有限公司的黃益亮兩位旅客證明，當時打劉赟的有幾個公安人員，另外兩名打劉赟的人與王光是認識的，在車上，“他們相互遞煙、遞檳榔，還在一起吃一些東西�！�
今年３月１４日下午，記者在廣西荔浦縣雙江鎮(zhèn)榕樹村的一條河邊采訪了黃益亮。黃益亮對記者說，肯定有三四個公安人員打了劉赟，從株洲上來的兩個人與王光是一伙的，關鍵是周青、王光的本事太大，如果他們是平民百姓，早就告倒他們了。
衡山縣農(nóng)民文雪枚與劉赟、王光同在一個車廂，文雪枚證明從株洲上來的兩個人與王光相識，并證明有多名公安人員在打人現(xiàn)場。湖南省常寧市農(nóng)民朱咸貴、朱志發(fā)兩人當時是從衡陽火車站上車的旅客，他們兩人也證明確實有多名公安在打人現(xiàn)場。
據(jù)湖南省建設干部學校校長符新民介紹，劉赟被打后，周青曾被單位內(nèi)部禁閉一個多月。當時的省建設委員會和省直工委領導都很重視，曾協(xié)調(diào)出一個意見，讓王光賠償幾萬元錢，但王光只愿意賠錢，不承認錯誤，而劉赟非要討個說法，最終沒有達成協(xié)議。
廣州鐵路集團一些公檢法干部私下對記者說，這個案子并不復雜，關鍵問題是：辦案的是公安，控告對象也是公安。王光與劉赟爭座位，不久就從株洲火車站上來兩個人充當打手，王光的大學同學、衡陽鐵路公安人員周青，當天并不值班，卻恰好接到報案說劉赟偷錢，這難道都是巧合嗎？不管劉赟是不是小偷，車上乘警、車下公安都應該有交接手續(xù)，現(xiàn)在什么手續(xù)都沒有，這是很不正常的。
是誰逼出當代新“秋菊”
�。纺陙�，劉赟數(shù)百次找到四個地方的鐵路部門和王光所在單位，要求查清事情真相，找到兇手，繩之以法，并要求民事賠償，但沒有結果。于是，劉赟不再回原單位上班（劉赟１９８８年就是講師職稱），專門打官司，老婆也離了婚。
劉赟先后在３個省、自治區(qū)以“傷害、誣告陷害、運輸合同糾紛、名譽侵權”等訴訟請求起訴王光和周青以及柳州、衡陽鐵路部門，在２０場官司中，各法院先是以起訴程序、管轄權等理由不予受理；后來，受理了這一案件的法院也是以“王光無罪”而告終，這更加引起了劉赟不滿。
劉赟憤怒地說：“７年來，從長沙、衡陽、柳州到北京，我去電、去信、去訪２０００多次，但一直沒有結果。我現(xiàn)在雖是普通教師，卻要在法律面前爭平等！”
中國監(jiān)察學會理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牧評論說，其實事情本身并不復雜，問題在于有關人員對群眾的疾苦麻木不仁。這里既有鐵路部門的體制問題，也有有關領導和司法人員的法制觀念、責任心以及道德底線的問題。
有關專家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體制不順，有關領導缺乏責任心，是劉赟被打案遲遲不能得到解決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動劉赟心態(tài)逐步走向極端的根源所在。(新華網(wǎng)記者
劉文杰)
